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
——记忆中平淡而飞扬的日子们，纪念我的大学生涯
这题目，是Beyond的一句歌词。
那天的日子，是9年前的1993年，7月10日。毕业酒喝了，歌唱了，像照了，典礼开过了，连行李也运走了，4年的同窗一个个陆续登程远去，经历了一次次的校门或站台的送别。又在学校赖了一星期之后，同宿舍四年的好友在出入了四年的大学门口送我上了“面的”。心仪的女孩送我到火车站。没有眼泪，没有回头，手抓扶手一步登上了车，另一只脚却在地上顿了一顿，这北京的土地，尽管脚下是月台那不算清洁的方砖地。几个小时后，见到在车站接我的父亲，第一句话说，爸我回来了，其实心里想的是，我毕业了。
脑子里还是4年前，校车进入校门时的一瞬间在减速梯上轻微的两下震动的感觉。
第一篇——报到。宿舍。我都18 岁了。
13年前春夏之交的动乱，对我们的高三复习应考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当我戴着耳机听着“荷东”的迪斯科音乐走进考场的时候，斗志不可谓不激昂，可是并没有预想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得知名次的时候是十二万分意外的，只好说七分运气、两分发挥，只有一分是靠基础。几经考虑，选择了向往的北京，一所在一流中属中等的大学，当时最热门的专业，尽管当时完全不晓得学的是什么、将来做的是什么。由于特定因素的影响，我的学校10月6日才开学。看着同学们一个个报到走了，还写回了信，还是只有等待那一天。登上北去的列车的时候，不知道前方迎接我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在北京站迎接新生的校车仿佛了解我们这些外来人的心情，载着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绕行了一圈。当时还在戒严期间，广场上没有游人，只有隔两三米肃立一个穿军装的战士。离学校几百米的三环路边也搭着一个绿色的帐篷，站着岗哨，但不久就撤了。直到1994年1月11日天安门的戒严才全面解除，那天很多外地的同学冒着寒冬的天气去亲密接触广场。
咯噔，咯噔。校车碾过门口的减速梯，前轮、后轮，先后震动了一下。也就是令我4年后乃至现在还记起的感觉。
花园旁的甬路上老生在写着各自名字的系旗下迎接新生，找了好半天才找到我们系的名字，却是一块黑板。事后问起学生会 ，他笑言“系旗丢在天安门了清场时没拿回来”。
转着圈交了各种费用，学费是一学年200，公寓住宿费若干，买餐票。拿到了钥匙，摸到学2楼320，推开房门，里面右边上铺已经到了一位，打了招呼，是从陕西来的陈，交换着家里带来的水果吃。找到了属于我的左边靠窗的1号上铺，对这个位置挺满意。一起下楼买了暖水瓶等用具，打开行李拿出带的英汉词典、小录音机等，安顿下来。
宿舍楼是一栋“L”形的6层楼，女生住6层和5层“L”的一竖部分，其余是男生，还住了部分干部进修生。据说，这是北京少有的男女生混合住的宿舍楼之一（北邮也是的），直到大三才分楼，女生搬到了西边校区，还引起不小的争议，一直讨论到了《中国青年报》。北外很久以来就是男女分楼了，住着大语种女生的学3楼成为不错的“风景区”。英语86的杨澜、88的许戈辉应该都住在里面。
我们的宿舍住8个人，进门左右各立一个分为4格的柜，放各自的箱子什么的，最下面还可以放脸盆等杂物。靠两边墙各有两套双层床，每个床边的墙上钉了一个分为3格的书架。屋子中间是4张桌子，各两个抽屉，也是刚好每人一个。2盏日光灯，窗户上的窗帘要自己去交押金领取，后来经宿舍集体决议不用。公寓制的宿舍，每人配发枕头、褥子、被子各一，枕巾、床单、被套各二，每两周统一换洗一次。
同宿舍的同学陆续到了，有来自湖北的黄，江苏南京的李和江阴的康，浙江宁波的汤和潘，北京的胖子陈是最后一个到的，一头自来卷发，有胡子，看去还以为是老师其实年龄和我们相仿，还有前面见过的陕西的陈和我。我们在一间宿舍同居了4年，整整4年。其中三年级调整了一次宿舍搬到220，但还是我们8个人，连床位都没有换。
对面宿舍一个同学过来打招呼，是海南的林，也是同班，他的入学登记表搞错了，写的年龄是22岁，白白胖胖的样子，一点也不象22岁呀？！当然其实也是18岁。
班主任老师造访，是刚刚毕业的研究生，姓饶，女的，完全象我们的同学和姐姐。当天晚上把同班的女生叫下来，在我们宿舍有点拘谨地坐着，大家自我介绍。正在介绍时又有一位女同学在父亲的陪伴下到了（那时父母送孩子上学的还真不多），进门介绍：我是湖南长沙的方。圆圆的脸，娇小身材，梳了小辫没有？忘了，只记得穿着一件红色的娃娃衫。当时就有北京的女同学张问，你有14岁了吧？我？她指点着自己的鼻子说，我都18 岁了！
晚上都早早上了床，以后4年中几乎再没有还没到11点熄灯就整整齐齐上床睡觉了。大家还不熟悉，开着灯，沉默着，各自想着心事。高中时有一位极富文艺天才的同学（后来考进电视台做了主持人）自己录制了一盘磁带送我，一面是中文一面是英文共10首歌，唱的有熟悉的老歌也有新歌，放出来给大家听。这盘磁带现在还在北方的家中藏着。小录音机效果并不很好，歌声有点飘，却很自然。大家默默地听着，想着什么？不知道，连自己想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只有那夜回响的歌声，还能回响在13年后的耳边。
演出开始了。容我有时间和心情的时候，慢慢讲下去。
第二篇——初识的两个笑话。打牌。做生意。
新入校当然免不了站在写着“XX大学”的门口照张相给家里寄去。是谁先张罗这事的也记不清了，是热心的北京胖陈吗？——“记不清”这个词也许会更加频繁地出现，毕竟已经是十数年前了——很多同学一起，一个一个来，那天天气不错，我穿一件银灰色的夹克，别着校徽，手好象还揣在裤兜里，眼睛本来就小，还挺自以为是的样子。同宿舍的8人也在草地上来张合影。两张照片都还在。
刚刚走到一起的8个人还是陌生的。第一次一起开怀大笑，是在填一张什么登记表的时候有一栏是“政治面貌”，8个人竟然分为两派：有的认为该写“团员”，还有至少3个竟然填的是“清白”两个字。大惑不解，难道党员、团员就不“清白”吗？原来他们（来自江浙的几位）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填写的。为之绝倒了一大片。直到毕业，我们都记得这第一次拉近彼此距离的笑。
和我头对头睡的康是个极勤勉认真的人，那时每天早晨起来去跑步、读英语。一天早晨他回来，我们刚刚醒来，汤极其亲热友好地问候，老康这么早，去哪里做ai啦？一时全屋人为之瞠目——这个阿汤，看上去白皙俊朗标准的江南帅哥，怎么这么……黄啊？终于弄清楚了，他是问去哪里“作案”，他的口音是ai和an不分的，于是经常有人叫阿汤——吃fai（饭）去，买一个mai（馒）头，两个鸡dai（蛋），然后去打lai（篮）球！ 说到汤的口音，据他自己供述，直到上大学前查了字典，才搞清楚自己的名字该怎么念。还有一次他在火车站买票，递钱进去说了句“请买张全票”，意思是不买学生半票，可是他的发音是介乎quan’piao 和chuan’piao之间，售票员姐姐说，我们这里只卖火车票不卖船票。晕倒。
初识，偶尔也有不那么和谐的小事件发生。一次4 个人打“拱猪”，罚则是输家要用嘴或鼻子将“猪”（黑桃Q）从洗好的一叠牌中拱出来。住对面宿舍（我们班男生17人，住两个宿舍另一个人，女生开学时25人，大三去了挪威一个）的山东的刘输了，拱了半天没见到，洗牌的说别是掉了吧，低头一看真的地上掉了一张而且那么巧就是那张黑桃Q，笑了忙说对不起不是故意弄的。刘微微有点不满多说了几句，洗牌的也有点急了，我不是都说了100遍对不起真的不是故意了吗？你XX聋啦？但是也仅此而已，继续打牌。
那个洗牌的就是我。
有梁山好汉般豪爽性格的刘也许早忘记了，在毕业喝酒时是否又曾向他讲起了这事？
据说AB血型的人有混合的性格，我就是。直到现在，很多人说我脾气好，其实自己清楚有时候（甚至很多时候）会急躁，加上有时过分关注一些细枝末节，不免会让身边的人觉得难相处。大学4年集体生活，改了一些，还是很不够，尽管事后自己都觉得没必要或者后悔不已。
我们班男生爱打牌而且水平挺高，最喜欢的是6个人打4副牌的拖拉机（升级），一个人喊了句一缺五，马上就有人接二缺四，很快变成五缺一，六不缺了。还有一个是气氛好，没有人会因为别人出错牌而骂人或斗嘴，就是逗，甚至互相吹捧，出了问题牌还有人替你找理由呢——他当时也有当时的考虑嘛。高高兴兴上桌来，开开心心回家去。
扯得远了。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一扯就是一长串枝枝蔓蔓的，已经开始为将来怎么写下去发愁了。得象学车的时候，控制好方向盘。
说回到开学。
很多人说我们的学校“左”，开学先是一个星期的入学教育，适逢特殊时期，大家都以为会有无休止的政治学习了。其实仅安排了系办和学生会干部讲了讲当时的情况而已，形式到内容都很轻松，然后富余的时间就是自由安排，全班去颐和园划了船，那些第一次来北京的同学还到处去玩，我做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第一次全班正式集会，大家再自我介绍，名字里有个“鹰”字的同学摆了个鸟的pose，还有人在黑板上画了点什么。因为我的名字与两位体育界人士相同，饶老师就说，请他当我们的体育班长吧！
因为离家比较近的缘故？我所在省份同学的老乡观念远不如从远方来的同学那么重，有老乡来找，但不多，以后的联系也少，听着宿舍里浙江同学和老乡叽咕说话，一致的看法是象日本话。
很多人到新生宿舍推销。买了几张塑封过的红叶想送给外地的中学同学，鲜红鲜红的看着满漂亮，应该是人工处理过的。也不会讨价还价，大概是1元1张，后来看到最多5角。再后来我们宿舍讨价的水平据说在奔走于首都高校的小商贩群落中（当时多是安徽人，聚居在北太平庄一带）颇有恶名，以至于他们不敢上门。关于“生意”的另一个故事也是吃亏的：还是关于汤的，他和另外几个同学突发奇想，从不知道是几道贩子手里“批发”了一批贺年卡，其实那批发价跟市场零售价也差不多，哪里卖得动？经常在食堂门口看到他们摆摊，我们就装做不认识的过去“捧个人场”，夸几句好，可是最后还是砸在手里，那一年大家的贺卡他们都包了。可见这些书生意气的家伙，不是做生意的料，还是来打牌开心自在——一缺五喽……
毕业后的这些家伙可一点也不缺头脑，除了不才在下混得差一点外，个个都是……算了，留点后边说吧。
第三篇——开学了。上课了。雪中的颐和园。
开学了。开学典礼好象因为什么有事情没有参加，所以全无印象。第一节课是什么也不记得了，是高数？却记得有什么事去晚了，几个人还商量要不要喊报告。进了教室，竟然没有座位，只好站在最后。也许是第一节课没有人逃课？这一幕是现实还是梦境，是这一天还是别的什么时候，已经分辨不清了。
第一年无非是高数、英语、政经、军事理论之类的基础课。
从高中开始就有点讨厌、怕数理化的，所以最初是想选择法律之类没有数学课的专业。微积分很抽象，尽管经常占前排的座位，还是在下午上课的时候忍不住打瞌睡，考试还好过了关。倒是老师说，你们学经济类专业的，数学不用太费力气——从小学开始的重要课程成了副科。一天老师用了一整块黑板演算一道题，终于求出了X，然后说，有了X，Y就好算了——边说边写，Y=好算。
逃课是可以无师自通的，而我最不敢逃数学，一节不上就听不懂了。班里有的是天赋很高的同学，宿舍里宁波的潘是高考数学轻松得了满分的，大家说他学我们的专业真是浪费了脑袋，应该去读个理论物理、数学之类的玩意。潘的口头禅是“大好晴天正好睡觉”，然后蒙头大睡——知道这句话出自哪里？小学语文有篇“寒号鸟”的故事记得吗？他对高数应是属于不屑上的，睡醒了翻翻书，提笔把几道作业题做了，往往还要借给别人参考参考，下次上课让别人代交上去，自己继续睡觉。有位严格而细心的老师提笔在潘的作业上批了一句，同学，您的作业是自己做的吗？潘大受侮辱，下次再交的时候也注了一句：吴老师，我用人格保证作业是自己做的。然后还是不上课，考试时夹着一支笔，随手就可以考个80、90的。
政治经济学还是从“一张羊皮等于两把石斧”开始。但那个时候应该是理论意识形态处在变革中的阶段，课本还是老套的，总有苏联东欧的东西，许多课程老师经常跳开书本神侃新的东西，听着过瘾考试却无从下手。政经是第一门理论课程，考试前好好看了书试卷上的题目却根本不知道在书上的哪一页，参考了一下同桌的开始发挥——以后就知道了，象这样的考试是最不用担心的，知道多少写多少只管尽情发挥甚至在试卷上提出自己的疑问都可以。
军事理论是必修的大课，那两本蓝色封面的书后来被很多人当作占座位的工具。6位教官来自国防大学，都是两杠四星——大校，相当于师长了吧。考试前划了重点，而且大家好象都不太好意思舞弊，因为考场上有24颗金星闪烁。
英语对我们来说是重要基础课程，一二年级好象都是每星期12小时，有时一上午4小时英语听下来说中文都不利索了。三年级还开专业英语。第一位精读老师姓张，男的，计算一下每节课吐出的中文不超过10个汉字。泛读老师芳名丁伶红，自己解释为popular actress（走红的女艺人——伶红），毕业于清华外语系，是个漂亮的长发姐姐，亮亮的眼睛有点幽怨的感觉，听说男朋友去了英国，上课经常给我们做点心理测验啊什么的游戏。后来还有一位精读老师姓刘，一次带她6、7岁儿子来和我们一起看原版电影，问他叫什么名字，答“我叫张小妖，妖精的妖”——“刘老师您儿子叫什么来着？”——“他叫张小幽，幽静的幽”——原来如彼，哈哈。
初期课后的重要工作是查字典。词汇量不够用，课本上大量生词一个个查、标注，好艰苦。第一次期末考试时有从四个单词中选一个填空的题目，据说是TOEFL中的，发现四个中有三个竟然不认识，my God，怎么选？能考80真是意外之喜了。两年后回头看看，那么简单的字怎么当时都不认识？可见水平还是有提高。欣喜。
超过一半课时的英语由外教担任。一年级的老师叫Patricia，大家叫她老Pat，来自澳大利亚，年龄应在50上下，据说当过电台还是电视台播音员的，发音清晰，很认真的老太太，很快就记住了40多个对她言没有任何意思的中文名字。但是刚开始时大家都很少接触真正的外国人，口音、语速都不习惯，第一节课在黑板上写了一串单词，大家一头雾水，下一节上课提问，刚好是英语最好的北京女生之一，也不明就里答不出，终于明白她写的是一句话，一句外国绕口令。到现在还记得其中一个：Barbara Baker baked her beautiful bread while her brother was looking for her baby。一年后她回国前我们全班和她去了北京植物园，还送了什么礼物。第二年换的新外教说，你们班说话都有澳大利亚口音——令我们大为得意，咱也有口音？
和老Pat在一起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初冬，那天上午她的课在3、4节，她请我们早上去她宿舍随便交谈、看外国杂志（够认真吧！）。头天晚上开始下雪，当天早上还没有停，整个校园都被白雪覆盖了。在她宿舍聊天时说到了雪，活泼开朗的北京女生王提议，咱们把课搬到颐和园上吧！没想到Pat居然同意了，想是澳大利亚见不到雪她也新奇吧。于是赶快四处找人，在校门口集合。Pat穿着大羽绒衣，我们也穿得厚厚的。雪天公共汽车上人很少，30多人一车就到了。
昆明湖几乎完全封冻了，现在想来雪中颐和园应是美得令人窒息的，却无暇欣赏——开始时还老老实实和Pat一起走，不知道谁带的头，展开了大混战，一时间笑声、叫喊声乱成一片，雪球飞舞，反正游人稀少，也不会打扰其他人，恣情笑闹，Pat 也高兴得不得了。雪住了，打闹够了，静静地在冰封的昆明湖边走着，遥望湖上的十七孔桥。记得还看到另外几个年轻人在追逐，其中一个眼看追上了却滑了一跤，当即给前面那位来了个标准的飞铲！周围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们一片哄笑，还有人叫好，他们自己也笑。想起刚才我们的“混战”，旁人看了也该是好笑的，还有，少不了会羡慕我们的青春飞扬的感觉。
那时我们18岁。
18岁还是多愁善感的。10月开学，1月就放寒假了，学期虽仅3个月，但确是第一次离家这么久。冬天，一个人在教室找个靠近暖气的座位看书复习，不时涌起别样的情绪，顺手写下几句话：明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其实那词句有点类似当时传唱的歌手杨庆煌还是谁的一首歌。同龄人谁还记得那首歌？
第四篇——David的故事和Dede
David是二年级时的外教，也就是说我们有澳大利亚口音的那位，与我们相处甚欢。中等身材的美国人，约莫25到28岁的样子刮得微青的落腮胡子，深棕色的卷发，略沙哑的嗓音，纯正悦耳的美国英语。David上大学的时候选修过中国文化方面的课，老师刚好是来自我所在大学的访问教授。毕业后没有合适工作，就在父亲的农场帮忙，当年的老师回国后与他联系，问他是否愿意来中国教书，就来了。外教工资其实很低，每月不到2000元，还要付外国专家楼不菲的房租。但他过得很开心，没课的时候在操场打篮球，每到放假就出去旅行，在海南岛拍了很多照片，惊为天堂，我们看来土了吧唧的渔家小孩，他却觉得象“洋”娃娃，好看得不得了。还说过他父亲非常欣赏1990年第11届北京亚运会的开幕式。即使是严寒的冬天，David也仅是衬衫外罩一件皮夹克或羽绒衣，进了教室把外套一脱一扔，再把衬衣袖子卷卷。而我们都穿着厚厚的大衣，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他则调皮而不解地笑笑。
David在美国是学文学的，从不用我们的教材，总是油印一些自己找的有深刻内涵的文章给我们读，最有名的有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还有好多没有听说过的，印象较深是有位叫Raymond的作家所写关于一只名叫沙立文的海鸥的小说，有人知道吗？有些文章实在难以理解，去中文文学类图书馆找美国当代小说选之类，常常能见到中文译本，可见他选取的都非庸作。考试是美国风格的随意，看重平时表现，最后一道题目往往是要求画出阅读过的文章中的一只狗或一种什么昆虫的样子。
David喜欢流行音乐（在他带来的家庭录像中看到他的姐姐是个歌手），上课时有时用录音机放歌，让我们听抄歌词。在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John Lennon的歌，Imagine之类的，还为我们翻录了两盘磁带，当时经常听。圣诞节教唱Silent Night，直夸好听（应该主要是女生们的功绩），录下来寄回去给家人听。他常能借到原版影片录像带放给我们看，看之前解释一黑板影片中出现的冷僻词汇，看完之后还要讲解评论。来到广东后在香港电视中多次看到他曾经放过的片子，有Moby-Dick（白鲸）、Witness（目击者）、飘、毕业生等等，很多都不记得了，也有比较冷门的，都是很不错的电影。
6月临回国的时候David准备了很多份小礼物，我们抽中什么就拿什么。我抽到的是一盘录音带，威瓦尔第的《四季》。记得是在小花园里，大家纷纷请他写留言，他写给我的大意是，我记得你的室友说你讲故事的本领，希望你有一天能把你的故事写下来——现在，我终于在写了，David能想到吗——他不停地写，我对同学用中文说，David好象后两节还有课别给耽误了……他忽然抬起头说Yeah，2 hours for another class。我们大惊：相处一年竟然不晓得他懂中文？！他说只能听懂一点点。陪他往上课的教学楼走，还问他出来2年了，一定很miss他的families吧，他说是的。最后说see you。
以为就这样告别了可爱的David。
一年后的秋天，正在图书馆自习，有个同学过来说，你猜刚才谁去我们宿舍了？David！你再猜他回来干什么？结婚！
原来就隐约知道他在中国时请了个家教学中文，是位清华的女生，比我们高一届，见过一次，相貌还端正吧。刚才David向他的学生朋友们坦白，学中文是个幌子，见美女才是真。那女孩祖籍上海，父亲已过世，她跟母亲的家在北京。当时母亲听说女儿找了个美国男朋友，说什么也不同意，David郁郁回国后难以忘怀，经常越洋电话打过来，终于有一天感动了丈母娘，立刻飞回北京，见过我们之后陪女孩回上海看看，然后去他最喜欢的地方——海南岛旅行，之后一起回美国，结婚。
这段异国恋情真象个童话故事。
David是美国农民的孩子，颇有点象中国人的纯朴温和性格，应该能够和中国妻子相处。祝福David和他的中国妻子。
他的全名是David Bogart，走时还留了家里的电话，如有机会过去一定会打去问候。
想起来还有过另外一位外教Dede，也是美国人，从家里的照片看到有私家游艇，应该是个富家女。圣诞节要我们写了名字抽签，抽中谁就要给他/她送礼物，我竟然抽中了写着Dede的纸条。发了点小愁，在学校里面的集贸市场看到一个卖陶制工艺品的小摊档，3元钱买了个带底座的青黑色鹅蛋形状的玩意儿，她果然喜欢，当场给我一个大拥抱，同学们羡慕得不得了。呵呵。
Dede的毛病是上课迟到，甚至达到20分钟。向学校反映后把她辞退了。听说这是北京高校第一次辞退外籍教师。
第五篇——军训
由于推迟到10月才开学，所以军训被安排在大一学年最后一个月，也就是1990年6月，地点是在位于昌平的首都高校军训基地。
该基地当时刚建成投入使用，几排平房，每间房6套双层床住一个“班”的10至12人，全年级1000多人号称一个团，编为若干连，我是5连5班。基地条件很差，天气酷热，蚊子极多。有几个足球场大的操场上寸草不生，烈日下操练不可谓不苦，第一天结束后连长讲评时两眼直发黑，勉强挺住没有晕倒，以后倒渐渐习惯了。
清晨6点军号响，集合出操，班长向连长报告：报告连长，5连5班应到12人时到6人请指示！连长：6人？6人也得跑！向右转，跑步走！然后去5班宿舍床上揪起睡懒觉赖着不起的几个“老兵”。那时刚好是90世界杯，好球的经常晚上不睡觉偷偷跑到附近的政法大学或石油大学看电视转播。连长一次讲评时说，5连5班进步很大，这个班基础比较差……，把我们给气得，把我们给笑得……
早操下来，军装已经汗透。饱吃早餐、整理内务，8点，集合号又响了。上午在操场练队列，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仅仅过了10分钟就看到前排战士的军装上汗水渗透出来。烈日下广阔的练兵场上近百条绿色的队列，看起来倒是很壮观。没完没了的正步一步两动，激昂高亢的军乐反复播放，军乐停的时候放“亚洲雄风”等亚运歌曲，休息时间到了，所以听到那几首歌都亲切极了。
午餐，午休到3点，号响起床，下午的内容要好过些，每人领到一支沉甸甸的56式半自动步枪，趴在战术训练场瞄准或练习战术动作卧倒、匍匐前进什么的，比起队列训练来偷懒要容易得多，只是战术场是一片刚收割的庄稼地，地里还满是玉米根茎，趴在地上难免扎得慌。南京的李身材高、微胖，加之可能有点偷懒吧，连续卧姿装弹动作别人做了四遍的时候他只做了三遍，被大家嘲笑为动作慢。
下午收操时中午吊在床头刚晾个半干的衣服又汗湿了，还沾满泥土、枪油，惨不忍睹。女生和个别勤快男生到星期天洗了衣服，多数男生的观点是，反正明天又脏得不象样子了洗什么？回去再说。结果回到学校在水房好好泡、洗了几遍，盆里的水居然还是黑得不见一点绿颜色。
晚饭后和班长围坐号称学习，其实是闲聊，唱歌。带我们军训的是北京军区24集团军70摩托化步兵师，因为是第一次进基地军训，大都是在部队选的党员班长（上士或中士），连长都是军校毕业的尉官。我们的班长姓什么？忘了，东北人，在部队是“40火箭筒手”可是一发都没放过，年龄比我们多数人都小，脾气很好，也是拿我们这些“老兵”没什么办法，比如我们经常要求：班长，咱们练一下“坐下”的动作吧……班长很羡慕钦佩我们这些大学生，我们虽然调皮一些，其实还是很尊重他的，每次值日生把饭打回来，总是先给班长把饭添上、菜夹满，其他人才吃饭。
10点吹响熄灯号。戴了红袖标的哨兵轮流值哨，2小时换班。正在谈恋爱的男女生可以和同学换班调到一起聊天，甚至代替别人值班一起过个通宵。
一天收到女生从班长处打探到的绝密情报——当晚有紧急集合，一班人都把背包打好穿得整整齐齐合衣而睡，难受了一夜没动静——情报有误？第二天午休时看到班长们列队跑出去，看来是他们因泄露军事机密而受罚了。某日没有任何前兆，刚睡熟突然哨声响，班长冲进来叫——集合！不许开灯！打背包！出去！快快快！因为是夏天，都没有带被子，男生们的背包大多是褥子，看到几个女生的小背包，教官忍不住地笑：这是什么？背包呀。什么背包？毛巾被一条。难怪那么小，简直象日本女士背后的那个……
团长是个脸膛黑红的精壮汉子，不知疲倦地跑在最前面，后面是1000人的队伍。跑着跑着有打得不够水平的背包散了，班长接过来狂奔出去前面100米重新打好接着背上再跑，不时有口令——往后传跟上不许出声……跑过黑漆漆的县城、野地回到驻地，汗水早已湿透军装又打湿了背包。
另一次紧急集合干脆是在更加没有防备的中午休息时进行的。
军训结束举行阅兵式，校长和部队首长依次走到各连方块队伍前，排头兵高喊：敬礼——
——同志们好
——首长好
——同志们辛苦了
——首长辛苦——不对——为人民服务！
随后是分列式。军乐高奏，口令口号震天，脚步声刷刷。军旗、校旗都由持56-2式冲锋枪（很短，铁制的枪托可以折叠）的飒爽女兵护卫，每连最前面的两个“军官”腰间挂了手枪——空皮套摆个样子，方队到达枪刺上挂了小红旗的“标兵”位置时“军官”高喊“向右——看”，全体“一——二”，由齐步走改为正步，向右看行注目礼通过 台，之后“向前——看”“一——二”，齐步走。训练时间有限，正步走很难达到好的效果，特别是摆臂不容易整齐划一。连长到底是石家庄陆军学院的，想了个好主意：持枪就可以避免摆臂了嘛。齐步走时肩（扛）枪，“向右看”时右手压枪托左手持枪身（啪！）停顿瞬间后顺势下劈，枪刺指在前面一人的右耳根，向右看正步前进——自我感觉节奏很美动作很帅嘞。
男生很少不喜欢枪的。第一次拿到“真家伙”比小兵张嘎还兴奋，雪亮狭长的枪刺“啪”地打开，弹仓打开合上拉枪栓，玩得熟练了比谁快，还要扛着照张相。最后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一组人趴在地上很久没有人动，第一枪一响立刻就响成一片，比过年放鞭炮过瘾多了——卧倒出枪打开保险，枪身紧贴下巴，三点一线，屏息，手指加压力，击发后肩膀上感觉到强劲的后坐力使人仿佛看到子弹呼啸而出，听到清脆震耳的枪声和远处的回声，嗅到枪膛里冲出浓烈火药味，还要盯着跳出的弹壳拣一个自己打出去的留做纪念。100米外报靶员挥动标志表示不同的环数——最佳射手10发打了98环，连长都说不容易。还有更绝的，两个家伙瞄着一个靶子狂打，结果一个靶100多环另一个是0。我的战绩好象是70多，一般，有一发脱靶。
结束聚餐也只是每人加一瓶啤酒一条鸡腿，我们班多了一条硬塞给班长吃了。
回到久违的学校，好亲切好自由啊。穿着脏军装去食堂打饭，大师傅笑着打招呼：呦戒严部队回来了？师傅给打四两饭。四两够吃吗？多来点！哐！——四两足有平时一斤的分量，实在撑不下，成了我大学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剩饭倒掉。
附近人家的小孩有时进来看我们操练。一天在战术训练场有姐弟两个走得近了点，旁边一个穿与我们同样军装的人赶他们走，手中拿了一支枪“啪”地打开枪刺，小男孩当即吓哭了，我们班几个家伙正趴在地上无聊，立马跳起来围上去——干嘛吓唬小孩——这才看到那人胸前是红色的校徽——原来是个老师。不过他也觉得把小孩吓哭了不那么光彩，作罢。
谁知道下一个学期开中国革命史，走进教室的正是那位吓唬小孩的老师！要命，几个当时咋呼最凶的同学缩着头不敢做声生怕他认出来——这门课还想及格吗？
其实那位游老师是个不错的老师，还当选过北京市优秀班主任，讲课好听，对学生也满宽松。一次他竟然忘了有课，我们去宿舍叫他，他小心地问，你们刚才来的时候没有其他人知道吧？在学校里老师迟到5分钟就给处分，想想迟到一节课是什么后果？从此对我们更加友善。
另一次事件是这样：当时正流行赵传，有一首叫做《英勇勋章》的旋律很好听，国内发行的版本没有见过，只有翻录的带子中有，其中一句好象是“青天白日旗飞扬将至爱奉献给理想”（反动！），有同学在广播站点播了这歌，迅速被老师掐掉。去年见到一张盗版有这首歌当即买回来，印刷的歌词是“青天白日齐飞扬”。除了赵传，唱得最多的其实还是——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班长啊班长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女兵们唱——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冤仇深……
第六篇——劳动和献血
大一军训、大二劳动、大三献血，是我们学校本科生的三部曲。到大四，自然是毕业分配的结束曲了。
各大学在京郊都有绿化“责任田”，我们的地点在密云。劳动内容是挖树坑（供绿化队工人师傅来植树），时间一个星期。学校在一个小村有一栋小楼，可容纳百余人住宿，3、4人一间。4月末，轮到我们系。
附近的山上都已经种满了树，我们劳动地点很远，因此早晨6点就起床、6点半吃饭、7点出发，头戴草帽肩扛锄头铁锨，走一个小时才能到劳动地点的山坡，一直干到12点收工。饿极了回去开饭的心情迫切，往往比去时要走得快，在路边的水渠洗洗手，水冰冷刺骨。回到宿舍猛吃一顿（军训、劳动，是我记忆中饭量最大的两次），在冰冷的水中洗洗身上的沙尘，上床睡觉——因为路途远下午不再上工。晚上起来吃饭、打牌、舞会、看电视，自由活动。
住宿地点离密云水库很近，走大约5分钟就到。密云水库号称北京最后一杯清水，供给北京市饮用水，严加保护，并没有任何游乐设施。晚饭后在大坝脚下坐坐，看水波一层层涌上来，到脚边又退回去，心随水动，仿佛入定一般。有时拿上短波收音机听听音乐，翻翻书本——当时带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易懂的是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另一本看不大懂的《朦胧诗选》却记得。远处有几个同学在弹吉他唱歌。
水库很大，水波浩淼，山影倒立。极目西方，火红的太阳正落向远山，很快就只剩下半边、进而不见踪影，只留下漫天红霞，染红了半个水面。
男女搭配的劳动小组中有的同学刻苦耐劳，甚至干脆是以“劳其筋骨”为乐的（如广东茂名的阿明），因此深得女同学欢迎和赞赏。还有的偷个懒，就难免被女同学“怀恨在心”了——有位女同学名字中有个“怀”字而被称为“怀恨”若干年。
往返各一个小时的漫长路程中，还给了很多平时没有太多接触的同学以交流的机会。
大三献血。先体检，就是那时才知道了自己的血型。鲜血当天早上大家猛喝开水以“减小损失”，临走把床铺好，枕头边放上本闲书准备回来好好休息。排队进了校医院，在躺椅上做下来，医生拿药水在左臂消了毒，举起连着血袋的针头，忽然说，戴眼镜的？出去吧不用献了——他一定没有留意我是较为少有的AB型。郁闷地出来，所有准备都白做了。年轻人无所谓，献了血的同学照样上课，有的还照常去踢球，真有点“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的味道。等兴奋状态一过，或多或少都觉得有点疲劳提不起精神，也是过个两天就过去了。系领导带着水果、奶粉上门慰问，学校给了几十元小灶餐票一周内必须吃完以强制补充营养。我这没献成血的自然没有，只好蹭点同学的“献血灶”解馋。
那个年代学校食堂还很便宜，一般的菜价格都在1元以下，餐票的最高面值仅是5角的，品种也还丰富，教工食堂有种肉卷好象是3角8分一个，烤得焦黄，里面卷了肉末，香！但是放假回到家妈妈问想吃什么，总是想吃红烧肉。
第七篇——老师们
我们专业教研室主任陶教授素有X大第一侃之称，形容其口才极佳。当时60岁的人，金边近视眼镜挡不住锐利的目光，对我们却时常露出孩子气的笑意。微微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上课时西装、衬衣、领带严谨整齐，冬天披一件黑呢大衣，进屋脱掉。作为较新的专业，他大概是认为尚无合适的教材，即使现有的也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故而从来不使用现成的教材，总是自己手写的一本讲义，随时补充新鲜的内容，他讲我们记。上课时要坐两张叠放的凳子，坐下来从皮包里掏出他的设备：除了讲义外，一个小钟，一个大约是自行车铃铛盖改做烟灰缸用，两盒香烟一盒国产的一盒进口的，不时燃上一支——课间休息时经常扔过一盒给班里吸烟的男生们分享。
尽管很多人说陶老师研究学问偏于“通俗”，但听他讲课确实是一种享受。口齿清晰条理明白，尤其是对数据非常敏感，多少年前的东西信手拈来，亦庄亦谐，谈笑间理论实务的学问尽在其中，很多同学毕业应聘时发现陶老师教授的内容是极实用的。讲到得意处，老师曾经讲起一次开讲座，800人大教室“字里行间都坐满了人”。我们的课堂笔记也成为至宝，外面的学生投考本专业的研究生一定想方设法复印参考。
陶老师很宠爱自己的弟子，称我们是“黄埔嫡系”，好象特别喜欢我们班。一次课上讲到某次国际会议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你们知道为什么？几个活泼的女生立刻应对——因为陶老师您没有去！他忙说不是不是，忍不住地笑……有这样会“拍马屁”的学生，能不喜欢？难！临近毕业听说其他教研室给毕业生拨了活动经费，他毫不迟疑从自己钱包里拿出200元。我说谢谢陶老师，他眼光里充满慈祥，笑着摆手说，没事儿。
他曾告诫我们，工作中要“不犯法、不犯傻”。在至今保存的笔记本最后一页记着1992年12月25日下午在2401教师他给我们上最后一节课时送给我们“师生共勉之”的两个字：谦，干。
最后一次见到陶老师的身影是在电视上，应该是1998年。正拿着遥控器频繁换台，偶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连忙调回来，果然是他，在接受中央台专访，结束时主持人说谢谢陶教授，老师仍象当年一样笑着说，没事儿。
今年7月在北京见到同学，听说陶老师双目失明，颇为震惊，想起那么精明强干的陶老师，尤其是那永远锐利的目光。
沈老师年纪比陶老师略长，早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俄语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国银行，又调到我们的学校当老师，文革期间回中国银行工作并曾在伦敦分行任职，后又回到学校任教。因为仅是本科学历又长期从事实务工作，临近退休才评上教授职称。他的实务功底非常扎实，在全北京高校中可以说无出其右者。英语尽管几乎全靠自学的，可是经过实际工作的锤炼，非常流利，专业水平尤其高，讲解晦涩的英文版国际法规头头是道，我们总认为没有任何专业问题能难倒他的。与陶老师上课安坐讲台不同的是，沈老师总是一刻不停地在教室来回走动。还有就是他不甚修边幅，总是简朴的一件夹克，袖口还沾着点粉笔灰，从外表看没人能猜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深受我们敬重的大学教授。
对沈老师，同学们最钦佩的除了他的专业水平，还有他的端正人品和治学风格，在物欲的社会保持清白高雅平和的本色。考试成绩出来，他仅给了几个同学“及格”，换了别的老师，同学会说“不给面子”之类的怪话，惟有这一次，他们说，沈老师评判得对，咱就是这个水平。沈老师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节课后，全班同学争着与他合影。照片上20多个花花绿绿的女生将他围在中间，他端坐着脸上笑开了花。老师当到这份上，应当是一种至高境界了。
沈老师在中国银行总行培训中心兼任客座教授，他要出国探亲时中行在全市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人选可以代他的课，沈老师推荐了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暂代。有点勉为其难，但也不能给老师丢人，于是花一整天时间备两小时的课，战战兢兢走上讲台，得到很大的锻炼。所幸一个月后中行找到了其他老师。
听说沈老师退休后身体甚健，经常在亚运村游泳馆看到他。
班主任饶老师最初两年接触并不多，放任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后来代了我们班的课，一次冬天来上课穿了条漂亮的长裙，我们齐声“哇”，她也“哇”。
大四时我担任团支部书记，临近毕业和饶老师接触多了很多，经常去她宿舍谈班里的事情，她做了饭一起吃。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3年2月底，27日或28日。当时我已经基本确定来南方工作。饶老师忽然问，在北京有没有女朋友？我笑了回答就算没有吧。她接着问什么叫就算——你觉得方怎么样？
吃了一惊，问到的正是心仪的女孩，一位同班同学，她选择了留京。
饶老师讲了一些自己的感情经历，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都有很优秀也很关心她的男同学，可是当时不太懂事没有抓住。告诉我有喜欢的人千万要抓住，否则将来会后悔。于是第二天就去找方谈了。
尽管没有得到想要的回答，真的好感激象大姐姐一样的饶老师。后来得知她不止一次在方的面前说我的好。毕业后通电话，记得那时刚刚来到陌生的南方，工作不十分如意，在给她的信中流露出情绪也些低落，她说有点后悔支持我来南方。好象还对我和方没能在一起显得很遗憾。
我们毕业后不久，饶老师出了国，渐渐失去了联系。
第八篇——心里的一亩田
与她正是大二在密云劳动的路上熟悉起来的，闲谈间有很多共通之处，感觉很好。随后那个暑假中给她写了信。回信中说既意外又好象意料之中。她的字挥洒流利，字如其人。开学后第一次见她是在图书馆，当时穿一件绿色的小夹克上衣。以后的每个假期都会写写信。记得曾经说我“严谨而浪漫”，很高的评价。还曾经写了很长的信讲述假期在张家界的旅行，路上车坏了大家都焦急惟有她高兴地躺在座位上唱所有记得起来的歌。信的结尾画了很多蜡烛祝我8月的生日快乐。
大三她当班长我做生活委员，觉得她很认真很不容易，一次因为什么事情不顺利在教室就掉眼泪了。就承担了很多代同学买餐票、每天擦黑板之类的杂事，一起组织活动。
有一段时间每天在阅览室占两个座位，她来了就坐在旁边一起看书，那时经常扎着两条小辫，辫梢上戴了各色的小球装饰。实在困了就趴在桌上睡一会要我15分钟后叫醒她。
得知她有一个男朋友时很郁闷。后来知道分手了，竟然很轻松。奇怪的感觉，这样就是偷偷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她生日的时候写了一张大大的贺卡塞在自己班的信箱，没有署名，她一下就猜到了是我干的。
元旦前夜得知她生病了过去看望，女生楼的阿姨竟然破例放我上楼去了。同屋的同学都出去玩了，两个人打开收音机听新年钟声。在屋里坐闷了就穿戴得严严实实出去走走，她说明年的元旦要一起过，至少要打电话。那时女生正流行织毛线活儿，她围了一条大红的围巾，说要织一条送给我，在北方就织一条厚的，在南方就织条薄的。第二年的元旦，我们在相距2000公里的两个城市工作，有没有打电话？不记得了。
听了饶老师的鼓励，晚上10点去她楼下传呼她下来，告诉她饶老师跟我说的话，接着问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她说了很多，直到11点熄灯，现在只记得她说，象她这种性格的人，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早就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只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
那个深夜穿过整个校园走回自己的宿舍，心情难以形容。在水房先用冷水洗了一把脸才进屋。
后来还是经常在一起开心地散步、闲谈、互相请吃饭。同学们有撞见的，还有一次一起去北图看电影，好象是《秋菊打官司》，也碰到了几位同学。可回来他们却全当什么都没有看见一样，当面从不问我什么更不开玩笑，以至于还以为他们都不知道。毕业了说起来，其实同学什么都看在眼里，就是怕我在意别人开玩笑。满怀感激。
临近毕业，约一起出去玩，骑自行车去了西山八大处。怕找不到路，自己头天先去了一趟。那里的景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躺在山坡上看天。当时的心情其实很是迷惘。
公司分配了一间宿舍给她，做过饭给我吃。
毕业前夕一次喝了酒回宿舍刚好看到她在对面打牌。对身边的阿汤说，照顾她。潸然泪下。
毕业后在家休息了两个星期才南下报到。临走前收到她的信，脑中响起的是齐秦的那首歌——踏上开往南方的车行囊却是 ……
这是比较难落笔的一篇。寄托了青春的一段感情，凭一支拙笔怎么能够写尽！天长日久，记忆都是些零散的碎片了，所以琐琐碎碎写了这些。不写出来，会缺少了很多很多。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田里那年代清纯如水的感觉永在。守护着那感觉，如同catcher in the rye。
第九篇——一间屋里8个人的故事
同宿舍8个人，毕业时陕西的陈、南京的李、江阴的康有了女朋友，住在另外宿舍9个男生中也有3个有了，这6对恋人有5对是本校的同学，其中两对还是我们同班的，另一对是中学同学。毕业后先后结了婚，都幸福美满。再后来北京的陈与老康的一位高中才女同学喜结连理，并在同学中最先为人父。恋爱是大学生中永不过时的话题，但是惟恐涉及弟兄们的隐私，或者以讹传讹，不能妄言。
陕西的陈是我们宿舍的“老大”，大家叫他阿佩（是他名字里的一个字），一个白皙面庞颀长身材的家伙，知识面极广，能言擅辩，有时摆摆老大的谱摆平大家的小争执。凭借聪明的头脑，上课偷偷懒是很正常的事，可他偏偏与班上最乖也是学习最认真、成绩最好的女生之一走到了一起。小胡是四川女孩，不是那种特别漂亮的，但是特别温柔乖巧善解人意，经常来我们宿舍玩，和大家关系都很好，背后叫她做“大嫂”。不管有人最初怎么议论他们未必般配，他们上学时就一起考了TOEFL和GRE，毕业后后双双飞往大洋彼岸求学，某常青藤盟校博士毕业后老大做生意，大嫂在另一所知名大学任教，听说教计量经济学——想想看年仅30的一个东方女子，还是学文科的，在美国大学讲台上讲那艰深难懂的高等数学和经济学的混合体……
北京的陈是“二哥”，身高176公分，体重100公斤，刚上学就曾睡坏过床板一块。陈虽然胖但是毫不笨拙，是个灵活的胖子，足球篮球排球都能比画两下，还能做十几个引体向上——想想他要拉起100公斤的自重！性格颇急公好义，为了帮大家带早餐曾经画了张统计表来登记，买糖包、花卷、油饼、鸡蛋各若干，甚至玉米粥和豆腐乳，令食堂师傅和路人侧目。每每从澡堂洗澡回来手中捏着一个冰淇淋，舒服地倒在下铺——床板嘎吱一响——嘟囔一句“别吵了大爷的好梦”，或者戴上耳机跟着唱歌，也不管曲调已经跑到西门外去了。陈曾经向我们坦承喜欢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却不敢表白，我们不论有没有经验的，一律给他打气，第二天11点熄灯后才背着书包回来，终于表白了，也就坦然了。有个游戏是4个人象打夯一样分别抓住一人的四肢一二三抬起来令其臀部着地，称为“墩”。话说毕业前夕一个很性情的好同学阿明要走了，提出一个未了的心愿：没有“墩”过陈。以陈的吨位和灵活，正常情况下是很难强迫其就范的。这一回胖子说，等我换条裤子先……
老三黄是住在我下铺的兄弟，来自著名的黄冈高中，当年高考成绩名列该省三甲，英语奇佳，典型的外表豪放内心颇细而且丰富的人物。生得黑而精瘦，酷好足球，平时走路也好象脚下带着球的样子，场上司职前锋，自诩马拉多纳，见到电视里老马用肩膀垫球就终日一耸一耸地练习，终于有日打碎了暖水瓶而改名马拉多尿了，还有过踢断腿拄拐杖的光荣历史和不洗的球袜状如靴子的传闻。毕业后该同学惟恐自己再毛手毛脚误事，编了个口诀终日念叨着：呼机钱包钥匙我（那时还没有手机）。
关于老四阿汤的故事前面已经出现过不少了。性格温和略显腼腆、外表文质彬彬的他身手敏捷，经常象个猴子一样在上铺、桌子、地上蹿上跳下，100米能跑12秒。阿汤绝对属于那种交往越久越有感觉的真朋友。毕业后还曾担心找不到女朋友——象这样的人找不到，我们其他人怎么活？现在已经当爸爸了。
老五就是在下我，是其中最没有特点的一个，缺点倒不老少。
老康和老潘谁是老六谁是老七？记不清了，刚打电话给北京的阿汤问也没有人接。康大概是在女同学中形象最好的男生了。端方稳重简朴随和，严谨认真成绩优异，是男生中个别能排进前10名的。刚入学时努力学习北京话中的儿化音未果。大概江阴纺织工业是极发达的，10元买了套处理西装，听我们说西装要干洗，拿到小店洗了才知道要收3元——买衣服才花了5元（10元/（衣+裤）=5元）！以后就自己在盆里泡泡刷刷晾干穿上倒也没啥区别。老康硕士毕业后出国拿了博士，最近听说在香港某大学任教，不知道现在的西装还自己洗吗？潘就是那个脑袋象计算机却“大好晴天正好睡觉”的，是个至性至情的家伙，酒量不大还要喝，喝多了脸通红就自己在墙角站着不说话。有次因为什么小事与黄闹了点意见，当时闹得挺凶，毕业在火车站告别时两个家伙拉得紧紧的抱头痛哭，别人简直插不进话去。
老八是南京的李，极其聪明也颇有思想，正才歪才都颇有一些，也是感情极丰富的一个。本科轻易混过去了决定读研，硕士毕业又读了我校一位泰斗级教授的博士，前后在大学共待了9年之久。此君年龄最小而个子最大，打入系学生会官至 要职（并内举不避亲地提拔老康为秘书长），在宿舍却时有惫懒无赖行为，例如嗲声道“阿佩，拿个苹果来给我刷牙”，或者以摸摸别人的脸或鼻子为乐。因此时常听到与之对头睡的胖子呼喝：嘿干嘛呐？手！回去！
8人关系融洽感情极好，至今记得刚入学时生病，老大等几人寒夜陪我去医院打针。
11点熄灯后的卧谈会是必备节目。大一时给班里的女生打分，几个得分高的现在还记得是谁。一次8个人来了兴致熄灯后一起唱歌，老潘的拿手曲目是“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歌唱完了就唱戏，沸反盈天地唱到起码1点多了才睡，第二天隔壁同学纷纷谴责。有段时间晚上听台湾中广的一个讲鬼故事的节目“午夜奇谈”，听得不敢去厕所，偏偏这时寂静的走廊上传来由远及近的脚步声，走到我们门口停住了，敲门叫一个陌生的名字要开水喝，可我们并不认识他，哪里还敢应声！还是老大开口——我们也没开水了！后来才知道是个睡迷糊了走错楼层的。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主题，军国大事、历史掌故、花边新闻、芝麻绿豆，任何一个人的一句话、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无边的议论，曾经有过几个人聊累了，头先睡觉的另外几个家伙睡醒一觉换班接着聊的事情。
好孩子们间或也干点小坏事。本屋的暖水瓶丢了几个，就掀起一个所谓“迎亚运比贡献”活动，见到有别人忘记的壶就提回来，最多时屋里有11个壶。冬天北风呼啸，打算周末在屋里吃涮羊肉，为省钱大家穿了军大衣出去，“顺”了16棵学校冬贮的大白菜回来，每人2棵，白菜心极嫩，切了随便加点调料一拌就好吃。学校有柿子树，秋天晚上去偷摘了些回来，全是青的涩得没法吃，有主意——放在一个坛子里加水再加白酒浸几天就得，削了皮象吃苹果一样一点都不涩。相比这些，把老康的饭盒焊起来之类的恶作剧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本宿舍的另一个重大活动是作“诗”，号称田宝诗社，取“肥田宝”之意。规则是用任何话题凑8个字的一句话，8个人每人占一个，以这个字为首吟七言“诗”一句，要合辙押韵还得有点意思。比如题目是“老、潘、是、个、好、同、志、呀”，我是1床就要以“老”字开头说一句，依次类推。比较经典的一次是3床吟道：“是”非曲直有公论，4床马上接：“个”别群众还不服！齐赞“好诗好诗”。还有一次2床的黄轮到个“毛”字，刚念出“毛手毛脚……”，其余7个人齐声喊出“黄XX”（他的名字），然后狂笑，他只好默认。最惨要属8床的胖子，经常要以“呀”、“了”、“呢”等语气词开头。
几年前从北京阿汤手中抢来一盘磁带，是在北京的同学聚会时录下的。听到那些熟悉的声音，好象又回到当年的宿舍，一起笑出声来，几次忍不住要插嘴，口张开了才想起，那不过是录音。yesterday once more。
第十篇——有关游玩的记忆。圆明园。北大。陶然亭。《鹿港小镇》。
因为中学的时候就去过北京，因此回头想想在这4年中很少去名胜古迹游玩。倒是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处走，最常去的地方，远的是天安门，要大约50分钟，可以从天安门一直走到午门；近的是颐和园，下午吃完饭骑车十几分钟就能到东宫门，看一看再回来。有一天骑去了圆明园，空旷苍凉，杂草丛中常可见仆地的石柱石梁，广阔的湖面显露着往昔的皇家气派。在大水法、远瀛观的残柱间，适逢几个摇滚乐手在拍片子。夕阳西下，百年前的断柱被映得血红，与皮衣、牛仔裤、披肩长发、金属饰物、吉他贝司的强烈反差真的很特别。
到近邻的北大，混过森严的门卫（遇敏感日期查得更严就很难混了），看看博雅塔、未名湖，进大讲堂看周末电影。1992年为考TOEFL报了东方大学的班，上课在电教314。俞敏洪老师教听力，自诩模仿TOEFL听力的语调极似正版，若干年间的听力题目一一在心不须翻查。不过水平确实高，且极富敬业精神，手持一特大号水杯（用过的咖啡容器），侃侃而谈3小时中间不休息。下课后疲惫不堪，自高考之后未有过的紧张，不过外语水平也得到空前提高，听完了学校所有的听力磁带。坐在湖边的石上吹吹风、看看月，或混进图书馆自习。有一次适逢周末，下课后赖在教室不走竟也无人过问，等着看电影，还记得是Dances With Wolves(与狼共舞)。
一个初春的清晨天还黑着就出发去天安门看升旗。那天我的车后座上带了一个漂亮女生，本来就腼腆，再加上知道他是一男生的暗恋对象，越发拘束，几乎一言不发。经过钓鱼台，看到层层松墙，月亮还在半空，才开口说了一句，看，明月松间照。看了升旗，在朝霞初映的广场上手拉手合影，清凉的空气中真的有飞扬的感觉。那天还去了陶然亭公园，有高君宇、石评梅两个相邻的小墓，碑上刻着那首著名的小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爬过香山，登过长城，独自游过雍和宫，骑自行车去稻香湖野炊，坐火车去十渡，在龙潭湖游乐园的海盗船上有的哇哇乱叫有的心惊肉跳还故作镇定，一群大孩子抢着玩碰碰车撞个不亦乐乎。
那次在前往长城的汽车上一位同学戴着耳机听磁带，抢过来一听就放不下了。那是当年红透半边天的一盘带，收录了《恋曲1990》《童年》《乡愁四韵》《光阴的故事》《之乎者也》《蒲公英》《恋曲1980》等曲目。但是，真正令我初听就产生电击般的震撼感觉并长久为之心动的，是下面的——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想当年我离家时她一十八/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告诉我的爹娘/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岁月掩不住爹娘纯朴的笑容/梦中的姑娘依然长发迎空
再度我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和有风雨声/归不得的家园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过渡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子子孙孙永保用世世代代传香火
鹿港的小镇……
早晨的阳光下穿行在校园时听着这首歌，骑着自行车走过长安街时听着这首歌，毕业背着背囊走出家乡城市的火车站时听着这首歌。北京也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怀旧，苍凉，无奈，纯朴。《鹿港小镇》，中文流行音乐的绝代经典。
学校东门口的小花园是弹吉他的校园歌手啸聚之地。经常听到崔健、黑豹、郑智化的歌，有个嗓音高亢嘹亮的男生用民谣摇滚节奏唱一首女声的旧歌：记得那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别有韵味。一次一个歌手忽然把手中的黑色吉他递给在一旁听的一个陌生女孩，令她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我会？轻拨琴弦，她唱的居然是上面那首《鹿港小镇》。唯一一次听到女孩唱这首歌。
第十一篇——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从初中14岁开始有了写日记的习惯，紧张的高三丢下了几个月。进了大学想再拣起来，渐渐地觉得日子怪单调也没啥可记的，于是日记变成了周记、月记，最后几乎成为年记，每年年底年初写几笔发发感慨。直到大三下学期，突然发现自己快将大四，每一个日历上的日子都将是最后一次在学校度过，甚至是一生中在学校的最后光阴了。于是才又拿起笔来写身边的人和事。
1992年12月31日，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元旦晚会上，山西女孩蕊忽然拿出一张有点揉皱的纸给大家读。天哪——那是3年前大一元旦晚会上我写的一篇好玩的东西，把全班42位同学的名字串在一起组成的一篇有点煽情的小文，当时她把它要走了，真难得有心保存了3年。等她读完，立刻上去抢过来珍藏起来。蕊现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
是哪一年？元旦晚会开始前大家去吃饭了，和老康、华留守我们布置好的教室，打了肉卷和小菜回来，三个人摆张桌子在空荡荡的教室中间，关掉电灯点上蜡烛——这是至今吃过的最简单但是最浪漫的一顿烛光晚餐。华是和我同省的老乡，纯朴清丽，心有灵犀，文笔极佳，谦和自然的性格深得全班同学特别是男生喜爱。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母亲早逝，她丝毫没有辜负父亲和几个哥哥的期望，高考成绩足以进入国内任何大学的任何专业。还有一次班里同学一起包饺子，一个个笨手笨脚的，华伸手接过菜刀才几下，立刻赢得喝彩——她从很小就要做家务照顾父兄了，这点小事自然难不倒。
大四下半学期除了做毕业论文和少量的计算机实践之外就没有课程了。因为专业的缘故我们很难找到集体实习的单位，也是因为专业的缘故分配进行得很顺利，来我们系招聘的单位很多，经常要宿舍、图书馆四处召集同学去面试。
根据当时的规定，留京指标为外地生源的15%。也就是说，我们班41个人，除了11个北京的，30个人只有4到5个人可以留下来。找工作相对容易，留京指标的限制成了困扰很多同学的事情。这几个指标怎样分配（好象还与优秀毕业生的评选交织在一起），大伤脑筋。其中的细节已经记不清了，最后只好采用很笨的办法，根据学习成绩、社会工作等打分排队。班会开始的时候气氛有些紧张。
评选结果大体出来的时候，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一位排名在前面的北京女生（她是谁？因为当时混乱的环境和心情，竟然记不得了）说，我不用留京指标，也退出优秀毕业生的评选，把机会让给需要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北京的，考了研的，决定出国的同学纷纷表示退出，事情竟然这样解决了，结果是想留京而且找到了工作的同学都顺利地留下来。其实现在回头想，一开始就跟大家开诚布公地谈，也许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心事重重，经常很早就醒来。有一天清晨看表以为是6点多，过了好久才发现才5点多——刚才看错表了。就这么睁着眼睛看窗外的阳光一点一点爬上对面宿舍楼的窗户，听着校门外公共汽车报站，320路开往颐和园，等到7点起床去吃饭。是去，是留？坚持，还是放弃？对前途，时而是充满信心的期盼，时而是种种未知的和不确定的焦虑，就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回旋往复，处在很深的矛盾迷惘之中。
“年轻的心中什么事都难不倒”，再发愁的事，一觉醒来看到碧蓝如洗的天空往往就开朗起来了。
一天在女生宿舍楼下遇到江西的芳，想起在大二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号称“西瓜帮”，每年夏天活动，内容是吃西瓜。说起旧事，聚集几个人抱了两个大西瓜在图书馆后的石桌上消灭掉，谈着4年来的事。毕业后有一次冬天回学校碰到还在读研的芳，提起“本帮”仅余两人，无尽感慨，四处搜寻竟然还找到了卖西瓜的，成为西瓜帮最后一次活动。白皙清秀的芳的厉害之处在于本科4年总平均学分绩是满分5，也就是说所有必修课成绩都是5分。现供职于美联储。
小花园里粉的白的桃花梨花开了又谢，树叶由春天的嫩黄绿色逐渐加深为浓重的绿，知了的鸣叫中，太阳变得白亮炙人，夏天的气息蒸腾得越来越浓。学校里出现了身穿写有“我毕业了”字样T恤的同学，四处留影的同学，校门外的小餐馆多了以各种理由聚餐的同学。五香花生米，水煮肉片，醋溜土豆丝，价格低廉的菜式，燕京啤酒或者二锅头，他们疯疯癫癫，叫嚷谈笑，唱所有记得起来的歌，唱到一半就已泪流满面。每天都有人喝醉，都有眼泪在飞，平日里斯文秀气的女生都不顾形象了。
正是生命中最辉煌最轻狂的时光，空气中洋溢弥漫的骄傲、活力、执着、情谊浓厚得几乎可以点燃。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在带着酒意的知心话中，离愁别绪令人变得脆弱激动，难以承受。
在小餐厅摆开的告别晚餐，一开始秩序还算井然，很快就乱了套，回忆4年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找各式各样的理由来干杯。熟悉的要喝，平时交往不多、不太熟悉的更加要喝。分配到一起的要喝，天各一方的特别要喝。男生要喝，男生和女生尤其要喝。有理由要喝，没什么理由为啥不喝？胶卷迅速地被各种各样的组合消灭，照出来个个眼睛红红的。短发的大连女孩莉拉着我玩“老虎杠子鸡”，两天后她在远去的汽车里向我们挥手告别，可以看到眼中饱含的泪水。
彻夜不眠地聊天，排队托运行李，在校园到处留影、闲荡，花光所有的餐票，在校门口送行，在火车站送行，车上车下执手相看泪眼。
办了最后的手续，领取了派遣费，交出了图书证、学生证，假称丢了把校徽留了下来作纪念。后来看到余杰在《毕业生》一文写到毕业时，在图书馆的电脑前查自己的名字，查自己所借过的书的名字，象跟遥远的老朋友打电话。第一本书是冰心的《寄小读者》。那一瞬间，泪眼朦胧……
经常是睡一觉醒来，就走了几个。宿舍里少了4年来熟悉而且习惯的生龙活虎的一个个身影和声音，而且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时候风靡一时的校园民谣还没有出版，但大概天下的毕业生感受都是相类的。
第十二篇——尾声，电台里朴素少年的故事。9年后。
有位手巧的师兄装配了一部电台发射机送给我们宿舍，于是饶有兴致地象小时侯过家家一样玩播音。对着话筒说话，同时打开收音机选到FM的某频率，在耳机里监听自己的声音。这种小电台其实应该是属于非法的，所以玩的时候紧闭房门，也从来不敢透露自己的名字，播音员都用代号，英语好的老康播英语节目，我喜欢读北京青年报上面的各种小块文章，用一种很自然轻松的语调。上课时听到班里女生议论，昨晚的主播不错——大为得意，那就是我啊。电台的发射功率很小，半径大概只有几百米，但因为占用了离Radio Beijing很近的一个频率，收听英语节目时很容易接收到。为了检测电台的接收范围，曾经派人在楼下看着，同时连续呼叫请听到本台播音的宿舍将电灯开、关闪亮三次。后来女生们知道了，说，那天我们宿舍的灯都快被拉坏了。
没有节目时就放音乐，一面加上自己的一点感受和评论。放的都是当时宿舍最经常听的歌，最多的就是Beyond乐队的那盘《大地》，一遍又一遍——
多少年向往的日子总感到古老神秘/多少篇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
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
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
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正是此时此刻在CD中播放的，按下repeat键一遍又一遍地播放。
毕业那年6月，黄家驹不幸意外身故。
写到这里，工具栏里的字数统计显示22500字。
2002年7月的一个傍晚，又走进了大学的东门，右边就是曾经住了4年的宿舍楼，楼道里仍然光线阴暗，飘着水房、洗手间和男生宿舍特有的味道，开着门的宿舍里多数摆放着当年不曾有的电脑。320和220都锁着门，不知道里面是否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
校园里飘一股松柏的清香，花园里的喷泉还在喷着水，只是没有听到歌手的吉他声。橱窗里名为“新闻周报”的板报还在出着，教学楼门前还是停满旧自行车，几乎忍不住在里面寻找自己那辆28型的老永久。走进教3楼看看，在上过高数等不少课的3104教室后排静坐片刻，找不到旧日的感觉，只看到一个身穿肚兜装的女孩的背。
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
轻轻松松地走远
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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